過猶不及？中庸之道？─民族主義的反思

栩晉

過猶不及？中庸之道？─民族主義的反思

    隨着大國崛起的高歌響徹雲霄，中國的民族認同感異常高漲，越來越多人以「中國人」為傲，「民族主義」的表現亦越演越烈。但這是否一種健康的現象呢？「民族主義」是否的靈丹妙藥呢？愛因斯坦嘗言：「好比痲疹，民族主義是嬰兒病」，直言「民族主義」的幼稚。但放諸歷史，我們又不得不否認百年國難與「民族主義」的發展不良有莫大關係。對此，筆者以為「民族主義」本無對錯，「過猶不不」雖有其可恃之故，但恪守「中庸之道」仍是關鍵。

    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？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」，可見「過猶不及」的狂狷實善而非惡。歷史上，「民族主義」亦有其狂狷一面。

狂者太過，「民族主義」的狂者，多激於榮譽而生。日前，中日交惡，關係緊張，面對日本單方面將釣魚台「國有化」的挑戰，國民情緒高漲，遊行、示威無日無之，表示各人因「民族大義」而凝聚為「族」，為「族」發聲及爭取合理權益，正是「民族主義」的表現之一，此實中華之大幸。

但同時，部分人為激情牽動，失去理智，遷怒於無辜的日本人、車，燒、打、罵、毀，極盡羞辱的能事。子曰：「不遷怒， 不貳過」，明確指出「不遷怒」、「不諉過」正是品德修養的表現，而上述的部分人正是秉持「民族主義」，但卻略嫌太過的「狂者」，其心雖可讚，其行卻可議。

據此，歷史上又有更甚者。二次大戰，納綷狂人希特勒為證明日耳曼民族乃最優秀的民族，厲行「民族主義」政策，不斷打壓其他民族，如四出捕殺猶太人，更設立集中營，奴役、虐待他們。其目的已遠離初衷，而走火入魔。《禮記•中庸》：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。《易傳》亦有云：「天下之大德曰生」。綜合兩言，可知天下萬物各有其道，絕不應因一己之私而行滅絕之事，因這正是逆天之舉，違反天理。由此可見，行之太過，「民族主義」亦將異化為「種族清洗」，立心本善，但後變為惡。

至於「民族主義」的狷者一面，即由恥感而生。晚清積弱，列強入侵。面對列強的船堅炮利，部分有識之士不獨未有排外、仇外，更能反躬自省，提出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」等口號，希望力挽狂瀾，振興華夏。子曰：「知恥近乎勇」，恥感正是進步的助力。對此，王怡亦有言：「一個人的民族國家身份，取決於這個人是否為國家的罪行感到羞愧。」由此可見，恥感亦能從負面團結人心，聚「眾」為「族」。

同樣，有些人恥於歷史，羞於民族，提出不無偏頗的想法。中國重德，西方重智，發展道路各有不同，但經「工業革命」，西方依恃強大的政、經實力，侵略中華，因此胡適等人提出「全盤西化論」，全方位移植西化，揚棄中國固有傳統，以免忘國滅種。誠然，此舉或許太過，但觀乎胡適主張「漢字不廢，中國必亡」，但又推動白話文，可知其心只為去蕪存菁，普及文化以救國。由此可見，胡適之愛國實始於「恥感」，亦不失為一「狷者」。

最後，將狷之一途，行之極致者，史上亦不乏其人。清末民初，華洋雜處，但因中國積弱，中國人地位低微，除飽受欺凌及歧視外，亦得不到公平的待遇。上有不少官員礙於列強勢盛，欺壓百姓；下有流氓無賴，媚外太甚，出賣國家。至於，日本侵華，又有多少漢奸因恥為華人，投奔敵營，出賣國家，置民族大義於不顧。由此可見，極端的「民族主義」除異化為「種族清洗」外，亦可能使人因過度的恥感，而輕視、甚至無視「民族尊嚴」，導致自毀的局面。

綜合上言，可知「民族主義」實有兩面三階。「民族主義」先有正負兩面，正從「榮」而生，負因「恥」而起。正負只為其因，並無善惡之分。及後，因人之意而各有其過，正為「狂」而負為「狷」。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」，「狂」與「狷」實善而非惡。最後，當人心推之而極，則兩者均異化為惡，一為「破壞」，一為「自毀」，實不足為法。

對此，筆者認為王陽明的四句教，甚具啟發性。據《傳習錄》載，四句教為：

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」

王陽明以「心即理」，主張「心外無物，心外無理」，唯有「心」才能照現萬物，故「民族主義」亦存於人心。此時，「心」只處於「中」的狀態，不偏不倚，故亦無所謂「善惡」，此之為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。及後，當人心發用，但因心意不同，「民族主義」便向不同方向及不程度發展，逐漸演變為「狂」、「狷」，甚至是「惡」的階段，故王陽明稱此為「有善有惡意之動」。然後，人們驚覺「民族主族」已然異化，並危及自身，此即「知善知惡是良知」。最後，人們「正其不正而歸之正」，為善去惡，遵行正確的「民族主義」，便是「格物」。總而言之，「民族主義」本無對錯之分，但因人而變，此即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。

其實，「民族主義」作為團結民族的手段，實需要人民的理性，冷靜、客觀面對自身民族的優劣。筆者以為「正其不正而歸之正」的關鍵正在於「中庸之道」。所謂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」，「中庸之道」正是講究「有理有據」及「表現恰當」。

「有理有據」方能「正其不正」，確保民族主義往客觀、理性的方向發展。天下絕無完美的民族和文化，其優自能激勵榮譽，凝聚群眾；其劣亦能引發恥感，知恥近勇。如今，大陸及香港的「國民教育」均重視宣揚大國崛起，而忽視揭露社會殘酷。此舉雖能鼓動人心，但亦易於養成排他的民族自尊感。因此，如實揭露社會、國家、文化的弊端，方能讓人民保持謙虛、向學的心胸，活化「民族主義」，更全面團結國人，發展國力。所謂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，正是此意。

「表現恰當」才能「歸之正」，展現大國氣度，為民族爭取正面的聲譽和評價。正如上言，部分民眾面對日本的無理挑釁，表現激動，行為過劇，甚至破壞社會秩序，但反觀日本人的示威，卻是秩序井然，並無過激行為，完全體現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的品德修養，表現不卑不亢。可見，「表現恰當」正是「民族主義」的必需條件。

綜合上言，可見秉持「中庸之道」的「民族主義」，內能持中守衡，不偏不倚；外能和而不同，發而中節。所謂「文質斌斌，然後君子」，還望政府、社會能恪守「中庸之道」及避免「過猶不及」，正確發展及運用「民族主義」。